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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的先鋒 勞動運動的健將——鄧中夏與李啟漢

2019-08-10 14:42:56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馮資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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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10月13日清晨,鄧中夏約上李立三與劉少奇,一同來到上海龍華“陸軍監獄”門口,三人不安地走動著。望著那陰森森的大鐵門,鄧中夏恨不得使盡全身力氣把它砸開。當晨霧散盡,浦江露出渾濁的面目時,鐵門才慢慢地開啟,一個身材不高、蒼白瘦削的長發男子踉踉蹌蹌地走出來。鄧中夏箭步上前攙扶著他,四個人四個巴掌迭在一起,一股暖流頓時涌遍出獄男子的全身。

  回到住地,鄧中夏感慨萬千,作詩相贈。從詩序“啟漢出獄,喜極而泣,詩以志之”中得知,出獄男子就是領導上海郵電工人罷工而被捕的李啟漢。贈詩一共三首,其中一首這樣寫道:

  你出來了,我們的責任更大了!

  你看——

  猛虎一樣的軍閥呀,

  巨蟒一樣的帝國主義呀,

  蛇蜥一樣的資本家呀,

  他們聯合著,而且緊密地聯合著,

  長蛇般地向我們進攻了,

  鐵桶般地向我們包圍了,

  磐石般地向我們壓榨了。

  哦哦,我們的戰士,

  準備著迎戰!

  準備著廝殺!

  經過短期休整,被敵人關押兩年多的李啟漢主動請纓南下,到湖南水口山、錫礦山去開展工人運動。臨行前,鄧中夏賦詩《去吧,戰士!》以壯行色。“你從獄中出來,頭發長得象森林一樣。工人階級也要像森林一樣茂密扎根,生生不息。我建議你改名李森,便于工作”,李啟漢點頭答應了,與鄧中夏揮手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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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漢

  中共最早的工會創建者

  李啟漢(1898-1927),字仙槎,湖南江華縣人。初中畢業后考入長沙岳云中學八班,結識了毛澤東、彭璜等進步青年。1919年5月23日,鄧中夏代表北京學聯來長沙,向新民學會會員介紹北京“火燒趙家樓,痛毆賣國賊”的情況,并促成了湖南學聯的成立。在鄧中夏的幫助下,李啟漢進入北京大學旁聽。在此期間,他積極參加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運動”,與毛澤東一同到湖南會館演講,一同赴新華門請愿。一同聯名通電全國,痛陳“張敬堯入湘以后,縱餓狼之兵,奸焚劫殺,聘猛虎之政。行詐捐、賣公地、賣湖田、賣紗廠,公家之財產已罄。加米捐、加鹽稅、加紙捐、加田稅,人民之膏脂全干……推其用意,無非欲攫盡湖南財產,吃盡湖南人民,以飽飲壑”。

  1920年5月,李啟漢放棄在北大的學業,經鄧中夏推薦到上海華俄通訊社工作,并由此結識了陳獨秀、李達等人。他經常到霞飛路漁陽里2號的《新青年》編輯部,與陳獨秀等人研究馬克思主義,探討有關中國革命的問題。是年8月,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他是最早的團員之一,團的機關就設在他的住地漁陽里6號。不久,他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

  建黨初期黨的主要工作就是開展工人運動。是年10月,李啟漢與李中深入到產業工人集中的江南造船所,發起籌建機器工會。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共最早組織的“上海機器工會”就宣告成立。在成立大會上,李啟漢號召工人們團結起來,為增加工資、減少勞動時間,爭取中國工人和外籍工人平等權力而奮斗。不久,他又來到紡織工人集中的滬西小沙渡,在錦繡里租下6間小工房,創辦了“工人半日學校”。 他一面教工人讀書識字,一面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這是全國第一所由中共開辦的工人學校,開學典禮上,李啟漢對學員說:我們工人“從前只是各人苦著、餓著,我們想要免去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興興的聯合起來,討論辦法”,“什么金錢萬能,勞工無能,我們要改革,要打破!”為了便于和工人交談,他學上海話,著工人裝,打入青幫,利用幫會團結工人。他把工人提出的疑難問題編成講義,通過報告會、講演會等形式,答疑釋惑。有一次講課時,有工人問他,為什么工人世代貧窮,是命不好嗎?李啟漢說,工人頭頂青天,腳踏大地,所有的財富都是工人創造的。工人窮,是因為工人創造的財富都被資本家搜刮走了。要想改變命運,就得聯合起來與廠主斗。他在黑板上寫了“工人”二字,然后再疊加組合成“天”字,“工人聯合起來就是‘天’,工人將來要坐天下的!”

  創辦工人補習學校是當時革命知識分子與工人結合的最好形式,不僅有利于對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發現和培養工會人才,而且促使革命知識分子自覺與工人融為一體,在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的鍛煉和提高。當鄧中夏開辦的“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如火如荼,成為“北方勞動界的紅星”時,“工人半日學校”也有聲有色,與長辛店同時成為“中國共產黨最初職工運動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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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

  黨的一大召開前夕,鄧中夏來到上海,見到了工人裝束的李啟漢。李啟漢談起了英美煙廠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的事,引起了鄧中夏的興趣,當即為他出謀劃策。按照鄧中夏的建議,李啟漢來到煙廠工人聚集地吳家廳劉公廟,與工人拉家常。工人問他來干什么?李啟漢回答,“我是特地趕來幫你們討債的”。工人很奇怪,“我們這么窮,只有欠別人的,哪有別人欠我們的?”“你們日夜勞動,吃不飽穿不暖,是那些不勞而獲的資本家吸盡了你們的血汗,不是你們欠別人,而是資本家欠了你們無數的債”。他幫工人們算了一筆賬,證明了資本家確實欠了工人的債。

  工人們覺悟了,李啟漢又來到劉公廟,召集張濤、劉鳳臣等工人代表開會,擬定了標語口號和行動計劃。隨后代表們分頭活動,秘密發動工人準備罷工。廠方卻勾結巡捕抓了張濤。8月4日晚,李啟漢再次來到劉公廟召開會議,成立了罷工領導機構,起草了罷工宣言和傳單口號,提出了增加工資、撤換洋監工亨白爾等八項條件,并制定了詳細的行動方案。

  翌日黎明罷工開始了,英美煙廠新、老兩廠8000多工人在吳家廳集合列隊出廠,揮舞著寫著“爭取工人人格”“還我血汗”“增加工資”等口號的三角小旗,由陸家嘴過江,在十六鋪登岸,一直到淞滬警察廳,口號震天。工人代表會議通電各報館,控訴英美煙廠克扣工資、毆辱工人等苛虐行為。工人們不分幫派、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屈不饒,堅持罷工20多天,迫使廠方接受了工人們提出的復工條件,中國工人第一次罷工運動勝利結束。李啟漢趁熱打鐵,領導工人們成立了“上海英美煙草工人會”。

  中共黨員坐獄最早最苦的第一人

  1921年8月中旬,李啟漢與張國燾等人聯名發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宣告黨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正式成立。書記部的宗旨:“是要發達勞動組合,向勞動者宣傳組合之必要,要聯合或改組已成的勞動團體,使勞動者有階級的自覺,并要建立中國工人們與外國工人們的密切關系。”張國燾為書記部主任,李啟漢為秘書兼《勞動周刊》編輯,李震瀛、包惠僧、董鋤平等為干事。不久,鄧中夏在北京、譚平山在廣州、毛澤東在長沙、王盡美在濟南都設立了分部,領導當地工人運動。

  李啟漢在《勞動周刊》發刊詞中說:“我們的周刊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不是營業的性質,是專門本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宗旨,為勞動者說話,并鼓吹勞動組合主義。”他在該刊發表了《工友們,我們為什么要分幫》的文章,尖銳地指出:“全上海數十萬工友們,把什么寧波幫、湖北幫、廣東幫、江北幫、蘇幫、安徽幫及本想幫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擠,互相爭奪,弄成各地工友有互不相容的惡感,使資本家兀得大利;青幫、洪幫從中作祟,各有老頭子,各分碼頭,各造各的勢力,爭地盤,排除異己,常常有工友與工友自己打架打死人的事。”他痛切地提醒工人,不要“分什么幫來自己害自己”,“應該大家一總聯合起來,共謀幸福,“結成一個大團體”,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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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部分代表合影

  1922年1月,香港海員為改善待遇舉行大罷工。1月下旬,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到香港海員工會的求援電報,李啟漢當即組織“香港海員罷工后援會”,募捐現款,匯寄香港。并親自到香港、廣州等地慰問罷工海員。李啟漢得知香港英國輪船公司派出工頭桂阿茂到上海、菲律賓、印度等地招募新工,企圖破壞罷工的消息,立即組織寧波、上海海員公所,力阻桂阿茂在各地招募新工的行為,并與桂阿茂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桂阿茂勾結巡捕房,以“扶助香港海員罷工事”,將李啟漢拘留數日,罰洋50元。從此,他被列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軍閥的“黑名單”,時常遭到巡捕房暗探的盯梢與跟蹤。

  是年4月24日, 李啟漢領導了中國郵政史上的第一次罷工,上海郵局800多工人走上街頭, 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資。當時的郵政掌握在帝國主義手里,工人的罷工,引起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恐慌。罷工的第二天,就有暗探密報:“上海工潮的主要組織者李啟漢,今晨有人見他在郵局附近與郵差們談話,無疑他將努力利用這一機會,以損害局方。待有完整證據發現,他將受到控告。”李啟漢全然不顧個人安危,繼續指導罷工。罷工勝利后,他與鄧中夏、朱寶庭等人匯合,一同乘船赴廣州參加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上,鄧中夏以長辛店京漢鐵路俱樂部代表名義,提交了《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案》、李啟漢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名義,提交了《八小時工作制案》與《援助罷工案》,這三個提案集中指明了當時工人運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大會上獲得一致通過。

  從廣州回來后,李啟漢一面幫助林偉民、朱寶庭等籌組中華海員工會上海支部,一面發動上海各工會團體,大力支援浦東日華紗工人的第二次罷工。這次罷工堅持了15天,獲得勝利,工會組織在工人中深入人心,成為工人的主心骨。恨之入骨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竟以“煽動罷工”、“擾亂秩序”等罪名,下令巡捕房在6月1日逮捕李啟漢,并押往“會審公廨”。巡捕房控告他“1922年4月25日煽動郵局職工罷工”、“同年5月13、20及27日,在他所編的《勞動周刊》上發表含有煽動性的和引起糾紛、擾亂治安的文章”。面對敵人的誣控,李啟漢嚴詞予以駁斥。“會審公廨”不準李啟漢申辯,當庭判他3個月徒刑。《勞動周刊》和勞動組合書記部也遭到查封。隨后,勞動組合書記部遷到北京,鄧中夏接任總部主任,隨即在全國發起了轟轟烈烈的勞動立法大運動。

  是年9月,李啟漢坐滿了3個月西監,“刑滿釋放”,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玩弄“借刀殺人”的毒計,以“驅逐出境”為名,將李啟漢引渡給上海“護軍使署”。遵照洋人的旨意,“護軍使署”不審不問,將李啟漢釘上幾十斤重的腳鐐手銬,關入龍華陸軍監獄。為此,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出《告全國工友書》,指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李啟漢君,被上海租界總巡捕房指為煽動了中華郵政局信差罷工,拘解公堂,由中西官判李啟漢押西牢三月,刑滿逐出租界,禁止《勞動周刊》出版。這有錢有勢的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實在橫行為惡,使我們不能再忍受了”,呼吁“親愛的工友們,我們的辦事人,任由別人逮捕,我們的言論機關任由別人摧殘,我們租給別人的地方,自己反被逐出境外。我們何等地受辱和受壓迫!大家快起來作正當的抵抗!應當要恢復我們的言論機關,釋放我們的辦事人,得到租界的自由居住權,總巡捕房向我們工人階級謝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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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漢在《工人之路》發表的文章

  1923年7月,鄧中夏擔任中共上海區執委委員長后,千方百計設法組織營救李啟漢,他多次召開執委會議,專門“討論招呼在獄負責人問題”,要求“接濟在獄同志,每月應送食物及衣服”,“應想法從根本的救援在獄同志,如用家屬打稟等等”方法,并決定由沈雁冰聯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設法保釋,但都營救無果。直到1924年9月江浙戰事爆發,上海護軍使何豐林逃走,李啟漢才得以出獄,前后共坐牢28個月。鄧中夏稱他是“無產階級的先鋒,勞動運動的健將”,中國共產黨“坐獄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啟漢同志為第一人”。

  第一個工人政府的“內閣總理”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東大學大講堂隆重開幕,李啟漢作為安源礦場總工會代表出席會議,并與鄧中夏、蘇兆征、劉少奇等25人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林偉民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鄧中夏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李啟漢為組織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地點設在廣州惠州會館,鄧中夏和李啟漢駐會主持日常工作,并參加中共廣東區委及工人運動委員會的領導工作。

  五卅慘案發生后,鄧中夏與楊殷三度馳赴香港,發動香港工人罷工,聲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爭。李啟漢則到沙面組織青年工社、洋務工會、職工會、文員會等負責人開會,并深入到洋行、公司、倉庫、工廠、商店,發動工人罷工。他在廣州太平南路的海員俱樂部設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臨時辦事處,作為接待罷工工人、籌措罷工經費的辦事機構。他還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會同國民黨工人部,在長堤一帶查封鴉片煙館、賭館,并借用祠堂、會館及其他閑置房屋,并在東山等處搭建了幾十間竹草棚,作為罷工工人的食堂、宿舍。6月19日,震驚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罷工終于爆發了,數十萬工人離港回省,都得到妥善的安置,香港頓時成為死港、臭港。

  7月3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李啟漢被選為罷工委員會干事局局長,總理省港罷工委員會一切行政事務。干事局分置文書、宣傳、招待、庶務、交通、交際、游藝七部,另設財政委員會、會審處、保管拍賣處、法制局、審計局、筑路委員會、糾察隊、水陸偵緝隊、工人醫院、宣傳學校、勞動學院,還有法庭、監獄、仇貨檢驗處、船只放行領證處等,管轄的范圍很廣,從罷工運動的組織發動到罷工工人的衣食住行都得管。鄧中夏對干事局在罷工委員會中的重要位置作了這樣的闡述:“省港罷工委員會儼然有一個小小工人政府之規模”,“這個罷工委員會,按其實際,實不啻一個政府,它有絕對權力,可以處置一切與罷工相關之事,廣東政府不得過問”。因此,罷工工人親切地稱罷委會是“工人政府”,干事局是“工人內閣”,李啟漢就是“內閣總理”。

  干事局局長一職,事務紛繁,責任重大。可是一些香港工會的頭目卻垂涎欲滴。在他們看來,管理十幾萬人的衣食住行,經手大量錢財物,是油水很足的“肥缺”,因此他們對李啟漢擔任這個職務深為不滿。梁子光私下找到鄧中夏,說李啟漢是外江佬,不會為香港工人辦事。言外之意就是要鄧中夏說服李啟漢,把局長位子讓出來。鄧中夏與李啟漢商量后,決定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由李啟漢主動向省港罷工委員會提交辭呈,推薦梁子光繼任。于是,李啟漢鄭重地向省港罷工委員會提出辭職,推薦梁子光。眾委員一致反對,否決了他的辭呈。過了幾天,李啟漢又再次提出辭職,又被大家挽留了。梁子光只好乖乖接受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安排,當了干事局屬下的招待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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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

  為了便于接近工人,李啟漢學會了廣東話,常穿一套3口袋的藍色工裝,隨身攜帶草席和蚊帳走遍廣州。在哪里工作到深夜,就打開草席睡在哪里。罷工工人的宿舍、食堂、議員、學校,都留下了他的腳印。暴風雨來了,他帶領招待部的工作人員冒雨檢修工人宿舍,有倒塌危險的,立即組織工人轉移。女工或工人家屬生孩子,他親自與市內各醫院聯系,免費接生。他還與公路、汽車公司、輪船公司聯系,安排一部分工人臨時就業。對要求做小販的,他去公安局領回攤販牌照發放。對要求回鄉勞動的,他組織歡送會,并發給免費車船票。冬天還沒到來,他就利用籌措到的經費,為罷工工人訂制了2萬條棉被、15000條土布褥子和4萬件棉衣,并指示庶務部及早采購干稻草給工人鋪墊。有的工人晚上無事可干在宿舍聚賭,他就把能歌善舞的工人組織起來,每天晚上為罷工工人表演文藝節目。鄧中夏對李啟漢的工作非常滿意,多次在有關會議上表示:“解決了罷工工人回廣州后的食宿問題,等于打贏了與帝國主義戰斗的第一個回合。”

  隨著省港罷工的節節勝利,中共廣東區委決定轉變斗爭策略,于1926年10月10日宣布停止對香港的封鎖,省港大罷工勝利結束。省港大罷工,堅持了16個月,參加人數達25萬,是中國乃至世界工運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人數最多、影響最深的一次大罷工,沉重地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在華南的統治,促進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為北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鄧中夏做媒

  廣州賢思街近圣里一座樓房里,門前的圍墻上掛著一塊寫著“龔寓”的牌子,鄧中夏、蘇兆征與李啟漢,都住在這里。李啟漢與薛英華結婚后,回湖南老家,贖回了做童養媳的妹妹李惠馨,他把母親和妹妹接到廣州。因此,蘇、李兩家住樓上,32歲的單身漢鄧中夏住樓下,他時常到樓上去蹭飯。兩家做了什么下酒的好菜,總會叫他上樓來喝一杯。他的衣物漿洗縫補、房間整理等事,就落在李啟漢的媽媽和妹妹身上了。

  在李惠馨的眼里,精力充沛的鄧中夏滿腹經綸,英姿勃勃。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威嚴中透出溫柔。鄧中夏把李惠馨當作妹妹看待,他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教她讀書、識字,還給她講革命道理,講他自己的故事。他建議李惠馨走出“龔寓”,參加火熱的罷工斗爭。征得母親和哥哥的同意后,李惠馨便投身到省港大罷工的洪流之中,上夜校、聽演講,參加游行示威,有時也到罷工委員會來送文件,或者幫鄧中夏送稿子到《工人之路》編輯部,兩顆心悄悄地相互靠近。作為鄧中夏的親密戰友,28歲的李啟漢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特意與妹妹談話,告訴她,鄧大哥是革命家,你要跟他,就得做好犧牲一切的思想準備。李惠馨堅定地對哥哥說,今生今世就認定鄧大哥了。李啟漢又找鄧中夏談起這件事,鄧中夏的回答與李惠馨的回答驚人的一致。

  1926年8月的一天,鄧中夏與17歲的李惠馨結婚了,婚禮在“龔寓”舉行。劉少奇、何寶珍夫婦為證婚人,周恩來、毛澤東、陳延年等先后來到“龔寓”,卻不見新郎新娘露面。按照廣州的習慣,新娘新郎要穿上結婚禮服,舉行隆重的結婚儀式,然后坐上小汽車,在城里兜風。莫非小兩口提前兜風去了?其實不然。這一天一大早,鄧中夏與李慧馨就相擁來到城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憑吊。走在長長的墓道,兩旁的青松、翠柏列隊迎接他們,莊嚴而肅穆。在紀功坊前,鄧中夏輕輕地讀著紀念碑文,解說給李慧馨聽。兩人在烈土墓前莊嚴肅立,鄧中夏意味深長地對李惠馨說:“妹妹,要斗爭就會有犧牲,不要忘記死去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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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給鄧中夏夫人夏明(李惠馨)的親筆信

  快要開飯的時候,新郎新娘才回到“龔寓”,眾人早已等得不耐煩了。紛紛追問他們到哪去了,鄧中夏忠厚地笑了笑,沒有回答。蘇兆征故作生氣狀,“你不說,我就‘罷宴’了”,眾賓客紛紛附和,連李啟漢也加入此行列。李惠馨趕忙把在黃花崗的事情說了出來,眾人哈哈大笑,紛紛夸贊這個婚禮有意義。從此,鄧中夏與李啟漢就結成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誼了。

  血灑五羊城

  1927年1月,國民革命政府從廣州遷都武漢。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北遷武漢,在廣州設一辦事處。蘇兆征、鄧中夏、陳延年等不少干部相繼北上。鄧中夏離開廣州前夕,和李啟漢作了一次臨別談話。他說:“由于革命的發展,很多同志要離開廣州,去前方工作。黨組織決定你留下擔負更重的任務。你的意見如何?”李啟漢回答得很干脆:“我服從黨的安排!”他擔任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主任和省港罷工委員會黨團書記,處理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善后工作。

  3月7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人陳贊賢被害。面對日益危險的嚴峻局勢,李啟漢和劉爾嵩、鄧培等緊急商磋,于3月16日以中共廣東區委、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省港罷工委員會、香港總工會、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等八個團體的名義,發表《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實行民族革命的工農政策,實行進步的農村政策,消弭軍事勢力腐敗的危險。”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李啟漢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罷委會全體委員集體面見留守廣州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翌日,李啟漢率領全體委員面見李濟深,對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工人、封閉工會的暴行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李濟深繼續執行三大政策。李濟深假惺惺地說,各位委員可以放心,廣州絕不會有意外發生的。李啟漢知道局勢嚴重,立即制定緊急應變計劃。不料應變計劃來不及落實,李濟深就步蔣后塵,在廣州舉起屠刀了。

  4月15日凌晨,廣州全市戒嚴,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省港罷工委員會被李濟深的軍隊包圍。李啟漢、劉爾崧、鄧培等工人領袖慘遭被捕。李啟漢先是關押在市公安局拘留所,4月22日又被押往南石頭監獄。面對敵人的審訊,他大聲回答:“我是做工人運動的,你說我是共產黨,那么所有的工人都是共產黨了!”第二天,李啟漢被敵人秘密殺害,時年29歲。

  1945年3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延安給鄧中夏的遺屬夏明(李惠馨)親筆寫信:“望你寬心修養,恢復身體,繼續工作,以繼啟漢、中夏之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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