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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當代社會抗議為什么失效?

2019-08-14 09:55:22  來源:聯合早報網  作者: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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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今世界(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社會抗議運動越來越普遍。(互聯網)

  在當今世界(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社會抗議運動越來越普遍,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沒有幾個國家和地區可以幸免。社會抗議運動的起因、經歷的過程, 結果各有不同。不過,總體上看,大多社會抗議運動沒有什么大成效,尤其和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歐洲社會抗議運動(即社會主義運動)相比,更是如此。

  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可說是人類歷史上最有成效的,它導致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即從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福利社會。不僅如此,社會主義運動也產生了全球性影響,催生了全世界各地不同類型的社會主義運動。之后,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不管是什么樣的經濟制度,任何社會都必須具備一定程度上的“社會主義色彩”。與此相比,當代世界的社會抗議運動,盡管也表現為風起云涌,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為什么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這里有內外部因素。人們至少可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來討論。

  在微觀層面,社會抗議行為模式本身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這里涉及幾個因素。第一,隨著技術的進步,社會抗議運動的組織成本大大降低,變得過于容易組織。正如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r Olson)在1960年代所指出的,社會運動是典型的“集體行為”,屬于一種“公共品”,里面涉及“搭便車”的問題,組織成本高,不容易組織。

  

科技降低抗議運動組織成本

 

  奧爾遜所指的是傳統社會運動,今天的情況則很不相同了。隨著互聯網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迅速發展,社會運動的組織成本大大減低,甚于趨于零。更為重要的是,傳統的社會運動需要組織者,即領袖,現在的社會運動則往往不需要領袖,互聯網平臺本身就是“領袖”。

  這個現象明顯體現在法國自去年開始的“黃背心”運動上。經濟學意義上的“投入-產出”理論乎可以應用到社會抗議運動上。 隨著組織成本的降低、過于容易組織,社會運動發生容易, 但結果大打折扣。也就是說,表面上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有結果的屈指可數。

  第二,“退出”變得過于容易,很難對被抗議的主體(公司、組織和政府)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退出”(exit)的概念由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赫希曼觀察到,一個人認為所屬的公司、組織或國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質量下降,主要會作出兩種反應,即“退出”或者“發聲”(voice)。“退出”最為簡單,就是離開,轉而購買能夠提供更好產品或質量服務的公司、組織和國家。但“退出”和“發聲”之間經常存在著矛盾,甚至互相破壞,“退出”能夠有效破壞“發聲”。如果“退出”很容易,“發聲”就不容易發生。

  這種情況很容易在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觀察到。例如,股票出讓如此簡單,持股人很難對通過“發聲”對公司管理層的決策產生影響;如果離婚足夠簡單,夫妻雙方不會通過“發聲”(溝通或和解)來挽救婚姻;美國歷史上,在早期工業化過程中,因為西部開發提供了足夠的機會,和歐洲比較,美國并沒有出現強大的工人運動。

  這里所指的社會抗議運動是針對政府的抗議。社會抗議的本意是為了改變執政黨的行為,例如希望政府改善和改進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但因為政府的背后是政黨,一旦社會抗議“剝奪”了執政黨的權力(即執政黨被趕下臺),由這個政黨組成的政府就沒有任何機會來改善其行為。

  社會抗議演變為從選擇政黨A轉到選擇政黨B或C。問題在于,即使執政黨被社會抗議運動趕下臺,反對黨上臺,也會面臨同樣的情況,同樣也會被社會抗議運動趕下臺。不難理解,盡管在很多場合,尤其是歐洲和拉美的民粹主義運動,社會運動可以有效促成政府變更,但社會經濟的現實并沒有因此而變化。

  第三,因為上述兩個因素,即組織成本低廉和“退出”容易,抗議本身的“藝術”(赫希曼語)水平往往非常低劣。今天的社會運動較之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已經顯得理性了,因為很多參與者都是中產階層人士。

  不過,也要意識到,社會界定和接受“暴力”的標準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早期被視為非暴力的,今天很可能被視為暴力。今天的社會運動動不動就激進化和暴力化,結果抗議行為本身被社會的其他部分所抗議。因為抗議“藝術”的低下,較之傳統抗議,今天很多抗議更是表現為傳統上一些學者所說的“烏合之眾”,參加人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聲音越來越響亮、持續的時間越來越長,但并不能轉化成為實際效果。

  第四,社會抗議進入惡性循環狀態。因為上述因素,社會抗議并不能促成政府行為的變化,提升其服務的質量。政府行為不能因為社會抗議得到改善,這個局面又為新的社會抗議(在多黨制國家往往表現為不同人群參與的抗議)提供了機會。這樣,循環往復,造成了“為了抗議而抗議”的情況,即一些學者所說的“抗議型社會”,社會陷入長期無效的循環抗爭之中。

  

社會抗議成效與政策有關

 

  在中觀層面,社會抗議是否有效和政府類型(如民主和非民主)沒有多少關系,但和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有很大的關聯。

  近代以來,社會抗議往往被理解為人們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努力。但這種解釋過于簡單。如果不能把民主、自由和人權具體化為可以看得到、摸得著的東西,那很難解釋社會運動。抽象的概念可能對年輕人和知識群體會發生效應,但對大多數人不發生作用。

  為什么在被視為已經充分實現了各種權利的西方社會,抗議運動同樣風起云涌?概括地說,民主已經很難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民主政治本身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型,即從激進到保守、從革命到反動、從改變現狀到維持現狀。近代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民主最具有變革動力。西方所說的各項人權因為民主化而得以落實或改善。今天,人們認為民主是最“穩定”的政體,但“穩定”意味著沒有變化。因此,有人說,今天的世界上,民主是最保守的政體。

  在民主社會,誰都可以隨時隨地“發聲”和抗議,但誰也做不了什么,不僅不同政黨之間互相否決,而且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也互相否決。這不難理解,從經驗來看,所有重大的變化從理念到現實都需要權威和權力,而當代民主已經演變成為消解權威和權力的最有效機制。

  無論從經濟社會還是政治面看,今天所有重大的變化,無論好壞,都發生在一些非西方世界的國家。一些國家盡管也擁有了民主形式(定期的選舉),但因為政府無效無能,經常在極左和極右之間循環,結果導致國家落后,甚至經常陷入無政府狀態,即失敗國家。

  但在另一些被西方稱之為威權主義的國家,政府一方面有能力控制社會抗議,另一方面通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向人民提供福利的方法,來獲取執政的合法性資源,不僅緩和社會抗議運動,而且在一些條件下使得社會抗議對政府產生有效的壓力,以改善政府行為。再者,在這些威權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之后,也不乏走上穩步民主化的案例。

  

社會發展的“魚”與“熊掌”

 

  同時,也經過內部的發展,這些國家能夠有效縮小內部和外部的距離。社會運動的發生往往是因為具有參照點,參照點要不是和自己的歷史經驗相比,就是和其他群體相比。就不同國家來說,就是把自己所擁有的和其他國家人民所擁有的相比。在全球化時代,參照其他國家的社會抗議運動越來越重要。不難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抗議運動大多是以獲得發達國家所擁有的作為參照物。

  對很多國家來說,貧窮的時候,既無“魚”(社會經濟福利),也無“熊掌”(民主),但經過發展,很多國家有了“魚”,在“魚”的基礎上,逐步向“熊掌”階段發展。盡管也會有社會群體(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年輕群體)不滿足“魚”的階段,希望一步到位,兼得“魚”與“熊掌”,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魚”仍然很重要,他們不希望為了具有深刻不確定性的“熊掌”而影響所擁有的“魚”。社會大多數的這種心態也經常成為制約社會抗議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宏觀層面,無論是社會抗議運動的崛起,還是社會抗議運動的無效性,都要歸因于全球化。全球化是當代社會抗議的一個主要根源。這一點人們已經討論很多。簡單地說,全球化造就了參與全球化國家社會的收入分配極其不公、社會高度分化。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財富流向了極少數人,大多數人獲益不足,甚至成為受害者。

  與全球化相關的還有技術的突飛猛進。技術進步也創造了巨量財富,但財富也流向了極少數人。也就是說,全球化和技術這兩個因素造就了今天世界各國經濟成為“獨享經濟”,而非“共享經濟”。當各國政府無能解決這些問題時,社會抗議變得不可避免。今天發達國家的大多抗議都由此而起。

  再者,在全球化狀態下,一個社會的抗議基本上就是對“外部因素”的抗議。從經驗來看,對“外部因素”的抗議基本上都是無效的。很多年來,全世界各國都經歷了對美國的抗議,有些甚至是舉國上下的抗議,但從來就沒有對美國造成有效的影響;相反,所產生的只是內部影響,有些時候甚至是非常負面的影響,即傷不了美國,反而傷了自己。改變美國外交行為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其他國家的社會抗議,而是美國內部的社會抗議。

  

全球化改變國內政經和社會關系

 

  全球化下還有一種社會抗議,就是希望通過“外部因素“的干預來影響內政,即改變本地政府的行為。這是因為在全球化狀態下,各國經濟互相依賴,一國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例如經濟制裁)可以對另外一國產生影響。抗議者也是這么認為的。但在實際層面,這種抗議的效果更是有問題。

  總體說來,外部經濟(或者其他)因素對小國可以產生一些影響,但對大國產生不了有效的影響。有些時候,這種抗議甚至會走向反面。無疑,在全球化時代,各國民族主義高漲,各國人民對自己國家的認同越來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抗議運動訴諸于外國力量,反而為其他社會群體提供了“出賣國家利益”的有效證據來干預抗議運動,甚至掀起“反社會抗議運動”的社會運動。

  全球化更是改變了一國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全球化意味著很多因素(尤其是經濟要素,包括資金、技術和人才)可以流動,它們可以隨時通過“退出”一個國家而逃避被抗議。在一個國家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都擁有主權的時候,也就是沒有“退出”選擇或不容易“退出”的時候,社會抗議運動容易導致社會整體的改善,因為三者之間有強大的動力達成妥協。但在全球化情況下,當經濟要素可以“退出”的時候,抗議就變得無效。

  對今天的資本來說,政治和社會已經不那么重要了。既得利益已經根深蒂固,已經不能為社會運動所震撼;即使受到影響,也可以選擇“退出”。很顯然,今天的社會抗議運動基本上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事情,資本則成了“可進可退”的“旁觀者”。

  今天,沒有任何理由相信,社會抗議運動會消退;相反,有太多的因素在促成社會抗議運動的崛起。但同時,社會抗議已經顯現出“為了抗議而抗議”的特點,抗議不僅無法促成大的變革,反而沖擊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如何應付和管控新類型的社會抗議運動,無疑已經成為各國的一個重大挑戰。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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